希望有一天

三十年來，台灣社會為了要不要興建核四而爭議頻繁、抗爭不斷。但核四真的這麼重要嗎？

核四就是要在新北市貢尞建設一個核能電廠，裝置容量是270萬瓩，相當於2012年底全國總裝置容量4,097萬瓩的15分之1。換句話說，核四完工後，可增加全國總發電能力的15分之1，就好像現在我們最多可以發15度電，核四運轉後，最多就可發16度電了，差別並沒有政府不斷恐嚇地這麼大。

反對興建核四的人認為，台灣根本不需要核四，取代核四的替代政策方案有很多，特別是在用電需求的抑制上，台灣還有極大的空間，包括：

1.以制度鼓勵產業與住宅部門節電，提升用電效率，諸如各項環境稅法和合理節電措施。

2.增建再生能源與其支援系統，如智慧型電網。

3.現有火力機組汰舊換新。

以上這些政策，不只能取代核四，也都是政府早就承諾的願景，兼顧廢核和減碳，也帶動整體能源與產業政策的正向轉型，差的只是真正的決心。

事實上，台灣的用電效率還有很多改進空間，多年來我們也從未經受缺電之苦，許多兼顧鼓勵節能和節省電費的政策，都還沒有納入考慮。目前台灣的總裝置容量共有4,097萬瓩，近年備載容量（存而不用，只備意外事故時應急用）屢屢超過百分之20，而核四只佔百分之6，佔比其實並不高，對照備用電量來看，足見核四的興建，根本是不必要的浪費。

核四廠的爭議，不單是要不要電的問題，而是要不要命的選擇。1986年蘇聯車諾堡核災後，30公里逃命圈內成為廢墟，幅射傷害更遍及全歐洲，第二年芬蘭新生兒中畸型的病例增多，德國境內初生嬰兒的死亡率增高，歐洲先進國家也因此不再新蓋核電廠。2011年日本福島的核災變所造成的嚴重傷害，到今天仍在持續擴大中，更加速了先進國家廢除核電的腳步，日本的二位前首相也因此積極地倡議廢除核電。(1979年美國也發生三哩島核災變，此後美國境內就不再興建核電廠。)

美國、蘇聯、日本都是科技先進的國家，仍然發生了核災，可見核電災變無法絕對避免，萬一發生，對人民和環境，都是無法彌補的傷害。像車諾堡或福島的災變，如果發生在核四，至少北台灣會成為廢墟，北部七百萬以上的人口，即使僥倖逃過一死，很可能不小比例也都會在幾年後得癌，甚至死亡。這麼重大難測的災害，也許只有對人民和土地沒有感情，不怕人民喪失生命，不怕國土成為廢墟的人，才敢去冒險吧！

核四能給我們的，只不過是百分之6的電力裝置。要取代這百分之6，方法多的是，即使什麼方法都沒有，也只不過要我們學會節省下這麼小的佔比而已。這麼小的差別，值得我們去冒喪失生命、毀壞國土、禍殃子孫的大險嗎？

以現在核四事故、弊案不斷的工程狀況來看，唯一可能安全的核四，就是停建的核四。核四的爭議，其實只是「現有發電能力+核四不運轉的安全」以及「多百分之6的發電能力+核四運轉的高度危險」二者之間的選擇而已。我們為了這個本來應該沒有什麼困難的選擇，紛擾爭論了三十年，卻沒有做出正確的決定，實在是過份愚昧和無能。現在應該是我們終結愚昧、展現能力來結束紛爭的時候了。

【支援小組說明：4月22日林義雄先生在義光教會，曾就核安問題發表談話，支援小組特就其談話要旨再作較完整的文字說明。】

發生核災可能是由於：

1. 設計本有錯誤、建廠時偷工減料、或隨便變更設計。
2. 運轉中維護不良。
3. 工作人員操作上的疏忽。
4. 天災地變。

擁核者所謂的核安，只是完工前的安全檢查而已。至於其他三項，更可能發生災變的情況，卻完全沒有提及。更何況現在的核四安檢，屢屢大幅拖延，根本只是不敢告訴大家「不安全的真相」。

美國、蘇聯、日本都是科技先進國家，他們的核電廠也都是在運轉前作了嚴謹的安全檢查。可是仍然有三哩島，車諾堡及福島的大禍。可見安檢只不過是建廠的必要程序而已，與更可能肇禍的操作疏失和天災地變完全不相干。

某些官員所謂「安檢通過後才會運轉」、「沒有核安就沒有核四」，都是想要強建核電廠的飾詞，甚至是唬耍人民的廢話。現在這個台電自己做的核四安檢，是不可能得到「安全」的。

支援小組 敬上
2014.04.23

【支援小組說明：本文摘錄自「只有香如故：林義雄家書」，相片為蔡蕙香女士之畫作。】

奐均：

爸爸結束海外遊學回到台灣後，就試著把非武力抗爭的精神、理念和作法介紹給台灣社會。具體的作法，就呈現在核四公投的相關活動中。

核四就是政府要在新北市貢寮興建的台灣第四座核能發電廠。自1985年計畫要興蓋以來，就一直有相當大的反對聲浪，立法院也就凍結了已編列好的預算。1992年核四預算解凍後開始興建，但此後兩年，在立法院裡核四預算成了很難通過的重大爭議。

1994年，行政院為了避免核四預算年年在立法院引起爭議，不惜違反預算法「分年編列、逐年送審」的規定，一次編列了八年的核四預算 1,125 億。而立法院占多數的國民黨立委也準備在7月12日審議時，違法強行通過該預算，反核團體也因此準備發動強烈抗爭。當時我覺得像興建核四這麼重大、這麼有爭議的公共政策，應該交付公民投票由國家主人的人民來做決定才對，因此在7月12日以禁食的方式呼應反核團體推動「核四公投、十萬簽名」的行動，在六天中獲得了十一萬五千多人的簽名響應。

簽名活動後，我和幾位長期關心台灣社會發展的朋友組成了「核四公投促進會」，明定宗旨為：經由促進「用公民投票決定應否興建核四，來喚醒台灣人民的主人意識、培養台灣人民行使主人權利的能力」。所以這個促進會所追求的目標簡單地說，就是要促使台灣人民能夠有主人意識、有主人能力，因而能真正地「當家作主」。至於核四只是公投的議題，核四公投只不過是達到「人民作主」這個目標的手段而已。所以不管擁核、反核的人只要同意核四是否興建應由公民投票來決定就可以參加，只是發起的人大多有或深或淺的反核色彩，使得社會很輕易地把它歸類為反核團體，而完全漠視了它本來追求的目標——人民作主。

當然，反核也沒有錯。自1985年以來，反核人士的抗爭活動，次數之多、時間之長、程度之激烈，遠非反對其他不當公共政策之活動可比擬。例如：

一、 遊行示威、說明會、座談會、禁食、靜坐抗議等大大小小的反核活動已經無法計數。
二、 超過一千名的大學教授多次連署反核四聲明。
三、 每逢立法院審查核四預算，院外就有禁食靜坐、大遊行等抗爭行動以阻止核四預算的通過。
四、 核四建廠過程中，廠址附近居民抗爭不斷。
五、 新北市、台北市、宜蘭縣分別為核四案舉辦縣民、市民公投。

會有這麼多的抗爭活動，必定有它極為堅強的理由，其中包括：

一、 台灣不缺電

2000年時，民進黨政府停建核四遭到國民黨占多數的立法院反對，經過一番胡纏濫打後，不得已而復建。其實那時候就有充分的資料顯示台灣根本不會缺電。因為：

1.台灣各火力發電廠的機組全部汰舊換新，增加的發電量就多於核四廠。而費用比興建核四廠的三千多億便宜多了。

2.依當時的經濟部資料，到2005年時，汽電共生與再生能源增加的發電量有 241 萬瓩，已接近核四廠的發電量。也就是說，如果在這方面多用點心力，就沒必要蓋核四廠。

3.核四興建後，政府又於1995年開放多家民營電廠，發電總量為 818 萬瓩，相當於三座核四廠，這個事實使得核四的興建，顯得浪費而沒必要。

二、 核四不是什麼萬靈丹

2000年反對核四停建的人，把核四說得比什麼都重要，好像它是什麼靈丹妙藥，有了它就會生活舒適、經濟起飛。不蓋核四，就會沒電可用，就會經濟衰退。其實，核四如果順利完工，可生產 270 萬瓩電力，大約相當於當時全國總發電量 3,438 萬瓩的 1/13。也就是說，假定原來有13度電可用，蓋好了核四就有 14 度電可用了，13 與 14 之間差那麼多嗎？少了這一度就真會使我們「沒電可用、經濟衰退」嗎？絕對不會！反對停建的人只不過危言聳聽而已。

我們在前面已經說明，台灣不會缺電。因為第一項的替代方案如果順利完成，就足足有五座核四廠的發電量，哪裡還需要花三千多億去蓋它。縱使那些替代方案都不成功，又沒有核四廠，也只不過是要我們努力學習節約用電的方法，在 14 度中省下一度而已。可見沒有核四廠，根本不會對我們有什麼大影響。

三、 核四是禍根

沒有核四廠，對我們不會有什麼影響，有了核四廠，卻對我們有天大的影響，因為它埋下了可能毀滅台灣的禍根。

核電災變無法完全避免，萬一發生，對人民健康、財產甚至生命的傷害，對土地環境的破壞，都可能巨大到無從估計、無法彌補。像車諾比的災變如果發生在核一、核二或核四，至少北台灣將成為廢墟，不能住人，其他地方，也只有沒能力逃到外國的人才不得不住。又因為台灣地狹人稠，加上缺乏核能災變緊急應變所需之人力、設備和平時充分的演練，一旦災變發生，根本無法在短時間內疏散，北部七百萬人以上的人口，如果僥倖逃過一死，也有一大部分會受到輻射傷害，而在幾年後得癌症死亡。（以台灣的人口、土地面積和交通設備，事實上也不可能有讓七百萬人安全的逃生方法。）

雖然有這麼堅強的反核理由，可是由於興建核電廠牽涉到許多人的既得利益，而操控台灣政局的又是極度反民主的國民黨，它不但藐視反核行動，也對公投的訴求不屑一顧，甚至在前年福島核災後，主政者仍然不知警惕，宣稱核電政策不變。在如此不利的情況下，核四公投促進會自1994年9月13日成立以來，也有以下的各項活動：

1.1994年9月21日展開環島千里苦行，10月25日結束，在35天中走了一千零五公里，散發傳單20萬份。接著在全台灣分區舉辦六場千里苦行檢討會。
2. 1995年2月舉辦三個梯次的「帶組員講習營」，3月舉辦「講員研討營」。
3. 1995年5月舉辦「核四公投、千人守夜」的靜坐立法院行動。
4. 1996年促成台北市舉辦核四公投，投票率為 58％，其中不同意興建核四的人占 53％，同意的占46％。
5. 1997年舉辦第二次千里苦行。
6. 1998年促成宜蘭縣舉辦核四公投，投票率為44％，不同意興建核四的人占 64％，同意的占 36％。
7. 2002年舉辦第三次千里苦行。
8. 2003年三月發起「誠信立國」行動。
9. 2003年十一月，因立法院制定箝制人民公投權利的「公民投票法」，因而積極以各項行動要求相關機關及政黨補正公投法。
10. 2009年發起「人民作主」行動，展開環島千里苦行，從11月8日到12月26日，走了1031公里。

除了以上主要活動外，核四公投促進會自成立以來，就持續有社區苦行、分發傳單、志工講習營、志工聯誼會等各項活動。在進行這些行動時，總統府、行政院、立法院以及各政黨（主要是立法院占多數的國民黨），都成了核四公投志工，以拜會、靜坐、禁食、繞行等行動表達訴求的對象。

在台灣，核四公投促進會算是活動比較多的一個社運團體，但十多年來除了誠信立國行動的立委減半訴求外，可說是一事無成。今天核四照蓋不誤，並且預算不斷追加。公投更是淒慘，只引來一個箝制人民公投權利的「公民投票法」，使得沒有公投法以前，新北市、宜蘭縣、台北市都可以舉辦核四公投，現在行政首長如果辦公投，依公民投票法的規定，就會被判刑坐牢了。

會一事無成原因很多。我和其他執行委員的努力不夠，當然是一個原因，但更重要的是一般人民對非武力抗爭的理念和方法很是陌生，對苦行、靜坐、禁食等行動方法，不敢輕易嘗試，對公開、團結、守紀律等要求也不習慣。所以每次活動參與的人都不多，最多的一、兩次也只不過千人左右。對我來說，核四公投幾乎是一次失敗的嘗試，我只能希望將來還會有人認知非武力抗爭的價值，而繼續傳播推廣它。值得安慰的是，因為發起並參與了這個運動，我遇見了許多值得敬重的台灣人，其中有些成了長存我心中的好友。

祝
平安

爸爸
2013.5.17

＠杜文苓（作者為政大公共行政系副教授、台大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、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理事）

一個月來的太陽花公民運動，讓人看到台灣社會所散發的無私熱情，展現出傳統行政動員、組織公關所不能及的巨大能量。尤其運動期間，一場場街頭民主講堂、公民審服貿到人民議會的召開，上千上萬人參與的討論，開啟了國人對於服貿協定本質以及各項衝擊層面的認識，行政機關「利大於弊」的宣稱阻止不了民眾對「黑箱作業」的質疑。而太陽花退出立院後，林義雄先生發表「禁食」聲明，直指掌權者以不光明的手段凌駕民意，懇請台灣人民採取積極行動，敦促權責機關「停建核四」，將社會的目光再度帶回到同樣攸關台灣存續模式之爭的廢核問題。

事實上，「服貿」與「核能」問題，都反映著當權者對於攸關人民生計福祉課題認識淺薄，卻又行政傲慢地拒絕廣泛的公眾參與，習於邀請專家閉門會議，再一關關宣示「依法行政」，但這樣的作法已經證明，除了無助於解決問題，更可能增加我們面對風險的機會。

以核能爭議為例，大家最關心的核安問題，馬政府總是信誓旦旦的保證一定符合最高安全標準。行政院長江宜樺在回應立委質詢時表示，政府已建立斷然處置措施，「很有信心避免福島核災發生在台灣」；更在坦承台灣遭受風災、地震、甚至核災等複合性災害機率很高的情況下，表示政府已有準備，一旦災害發生，將把雙北居民往中南部移動，而中南部的軍營、體育館等可容納百萬人。

乍看之下，江揆似乎對因應複合式災難已有對策，但仔細一想，這種對策只有表象的「災民暫時容身之處」，對於把人塞進建築物以外的東西，包括環境除污回復計畫、農糧地利的損害、鄰里社會關係的喪失，有家歸不得的心理傷害等，這些活生生在日本福島核災三年後仍是進行式的寫照，好像完全沒有進入政府的政策議程中，以致於江揆可以把此等可能造成滅國絕後的大事，說的如「鹿毛」般的自然而簡單。

但顯而易見的，防災計畫的落實，不會只牽涉到專家規劃的遷徙路線與建築物容量這樣簡單的事，它也涉及人民的防災意識、行動演練、地方政府的處理準備、執行能力、跨部會主動積極的協調能力、以及各種社會組織網絡的配合等。換言之，要做好防災計畫的行政準備，不可能只靠科技專家或行政官僚紙上談兵的規劃報告，而是需要召集各界利害關係人的參與和規劃，縝密的去設想防災安置各個層面的問題，才有辦法發展出具體可行的災難預防對策。

沒有這些前置的行政準備與努力，也不願正向面對民眾的核能疑慮，以探究更多替代方案或行政作為的可能性，卻妄稱政府已有對策規劃，只能顯示政府對災害防治的輕忽與不負責。或許，全民現在就應該挑戰與質問所有年底有志於競逐地方首長的候選人，一旦發生江揆所言可能性很高的複合性災難，災害發生區的首長會有什麼具體作為？平時會有什麼樣的準備？災後重建復原工作的評估？非災害發生區的首長願意接收災民嗎？如何配合中央規劃安置？如果政治候選人回答不出，或不願回答這些問題，那麼，我們有理由相信，核能風險的應變規劃只不過是一場空話， 而全島居民最終將是這不負責任政治下的受害者。

林先生的宣布之所以震撼，在於沒有人會懷疑他堅毅果決的信念與憂國懷民的情操，眼見馬政府蔑視廣大民意、輕忽國家安危的強橫作為，以一己之軀在林宅血案發生地「義光教會」禁食，喚起大眾對於廢核問題的重視，其殉道之意相當明顯。而令社會大眾更感憂心的是，馬政府的決策評估輕率、違法亂紀橫行無阻、誠信破產卻從無認錯反省的誠意。如同服貿爭議一般，當橫柴入灶的掌權者只會搬弄數字訴求法治，而輕忽人命、尊嚴與民主等價值時，台灣社會的衝突虛耗將日漸升高。唯有將這股遍地開花的社會力轉換成更堅實的政治壓力，我們才能挽回台灣的責任民主政治與永續的未來。

【支援小組說明：本文曾以〈拒絕鹿茸版的核安政策〉為題，刊登於2014/4/17的蘋果日報。感謝作者提供原始版本、並允許本站轉載。】

＠林鈺雄（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）

　　311核災屆滿三年之際，全球和日本核災危險因素最為雷同的台灣，政府老神在在，罔顧各種國內民意和國際警語。回顧一下點名台灣核災風險的國際相關報導，除了德語媒體再三提出警告之外，還有在國內比較知名的英國自然期刊、獨立報、法國世界報和美國華爾街日報等。

　　綜觀國際報導，指出幾個台灣為「核」特別危險的因素：首先是核電廠和人口密集都會的距離。本來核災很難論斷所謂的安全距離，只有影響大小之別，例如車諾比核災輻射塵一度遠達千里（涵蓋泰半歐洲），福島核災時美國建議撤僑範圍是80公里，但以國際上最保守的30公里近距人口數來看，台灣核二（550萬人）、核一（470萬人）分居全球的第二、三名，僅次於巴基斯坦的Kanupp廠（820萬）。

複合風險 全球最高

　　不過，千萬不要誤以為「台灣不是第一」而沾沾自喜。電廠規模（含機組數）是另一個核災風險因素，福島核廠30公里僅有17萬居民，但卻是個六機組的大型電廠，風險當然比較高——核災中就連爆了4組。反之，Kanupp只是個單機組且小輸出（125MW）的電廠（其他機組與中國籌畫興建中）。台灣核一、二廠四個機組輸出量合計3,141MW，整整是Kanupp廠的25倍。更甚者，巴國人口高達1.8億，Kanupp廠近距人口占全國總數僅約百分之五，核災也還亡不了國。但核二廠近距人口數占全台近四分之一，不用加計核一、核四的潛在災民數，就已經穩居世界第一。更何況Kanupp廠離巴國首都千里之遠，核災沒有立刻癱瘓中央救災指揮的風險，但台灣核一、二、四卻都蓋在首都圈。單比這點，別說什麼算不算四小龍，台灣根本是全球第一猛龍！

　　其次是核電廠的新舊，這不是絕對因素，但「最新」和「老舊」的風險通常最高。新型核廠的危險在於沒有經過完整測試，技術人員對部分功能也還不夠熟悉，例如三哩島核廠才運轉三個月、車諾比核廠才啟用兩年就發生核災。之後進入相對穩定期，但隨著設備日漸老舊和精熟技師退休，核災風險又逐漸攀升，越來越高，尤其是超過30年的老電廠，如福島核廠。

　　用這個指標來衡量，一來，台灣四座核廠就只有最新（還沒運轉的核四）和老舊（超過和將要30年的核一、二、三廠）兩種，剛好都是最高風險類型。二來，老舊核廠若「延役」20年，就等於「把最高風險期間再延長20年」，這正是歐盟施壓歐洲各國，要求將老舊核廠（例如立陶宛的Ignalina）儘早除役的理由。縱使補強老舊核廠也難以確保安全延役，畢竟福島的殷鑑不遠（才剛通過延役許可就發生核災），更何況台灣核廠原始設計的耐震係數只有0.3到0.4G，再怎麼補強也達不到日本核廠平均的0.6G，再說，連比較耐震的日本核廠也發生核災了。

天災風險 猶如福島

　　地震、海嘯是影響核災風險最不可測的天災因素，其中又以結合兩者的環太平洋濱海核廠，風險最高。正因如此，所以華爾街日報引用WNA資料而選出的全球14座最危險電廠，集中在日本和台灣，台灣四座核廠全部上榜，運轉中核一、二廠的四個機組，也全部都和福島核廠一樣面臨地震、海嘯的複合危險。當初為了冷卻便利而蓋在海邊的設計，福島核災後已經被公認為是工程的重大錯誤，問題只在於要不要一錯再錯而已。

　　再來，設計不良和貪污腐化會提高核災風險，而這兩者也都是外界對核四的疑慮。車諾比建廠時曾為了趕工而多次變更設計，和台電擅自變更核四設計的問題如出一轍；貪腐程度也是風險係數，如果考慮建廠及運轉過程中政商勾結的招標採購弊端，設計再安全的核廠都不會安全。

　　最致命的核災風險來自於「過於自信」的管理監督文化。如原能主管宣稱的「菩薩坐在蓮花臺」，或如新任魏國彥署長以為核電只是科學問題，罄竹難書。更扯的是，經濟部官網引述自然期刊，最後竟然移花接木說成：我國「在世界核能國家中名列前茅，…表現在世界平均水準之上」，這再度暴露了台灣核電管監文化有多膨風。

　　總言之，台灣核廠符合所有國際上核災高風險的指標，集大成於一身。天若不佑台灣，我們真的要為「核」而跟台灣說bye bye嗎？

【支援小組說明：本文曾刊登於2014/3/10的自由時報。感謝作者允許本站轉載。】